"让中国人同我们站在一条船上":英国对华军售(1973-1982)


1975年,英中达成售华“斯贝MK202”型军用发动机协定,实现西方军备首次入华。英国是对华军售急先锋,其谋求提升中国制苏战力,求取军售利润,并借军售助推中国全面融入国际体系。中方虽因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马岛战争)中英军的不良战绩而未引进英国成套的重型装备,但双方仍签署了其他军贸协定。英国对华军售遵循限定性原则,即有限提升中国常规战术军力,但禁绝增强中方战略进攻能力,与促进中西方“站在一条船上”的西化中国的大战略同构,凸显了西方对华军售背后的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二元战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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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末,苏联逐渐形成对美核常力量的相对优势。对此,尼克松政府决心在对苏政策中推进“使自己活,也能够让对方活的新型关系” ,即构建“缓和”。尼克松认为,“缓和”不同于大国间因共同利益而达成广泛协议的“谅解”,美苏战略分歧与哲学矛盾依旧,但两国不愿因分歧而战争。 显然,“缓和”是核均势条件下美苏构建的一种消极和平,因而,为维系包括欧洲安全、核裁军等核心议题在内的美苏“缓和”,中国等“第三强权” 的对美及对苏政策,便成为影响乃至形塑全球权势结构以及美苏“缓和”进程的重要因素。

尼克松政府认为,意识形态对抗与国家安全互疑导致的中苏关系恶化已经固化,中国对外战略中极“左”革命思潮逐步退化,因此“中国的生存成为美国最为重大的国家利益之一”,这些成为1971年下半年美国对华战略中“接触”政策的核心。 为此,维持中国制苏政权的独立、生存与安全,逐渐成为美国务实发展“联华制苏”大战略的深切安全动因。其中,美国决策层特别谋求在战略及战术两大层面提升中国的制苏安全能力。

自1971年至1973年,苏联多次向美国提出对华核打击设想,谋求签订针对中国的《美苏防止核战争协定》。中国对苏核常力量的绝对劣势令美国忧心忡忡。因此,美国政府认为,禁绝美、苏、中战略三角失衡,保证中国制苏政权的生存,提升中国抗苏能力,这些已是美国最重要的国家利益之一。1973年年中,尼克松政府向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明确表示,“美国拒斥听任苏联扩张的观点,美国国家利益要求我们在防务领域同中方紧密配合,美中利益在目前及今后是重合的。中国的独立、自由与安全至关重要,就美中两国来说,另一方的生存是相互间关键的国家利益之所在”。 实际上,自1971年至1974年,包括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内的美方代表,同中方特使在曼哈顿一处中情局的隐蔽公寓以及华尔道夫酒店等地,进行过数目不详但确定频繁的秘密会议。其间,基辛格等人常向中方强调,确保中国的强大、自持,保证中国独立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关乎美国国家战略利益以及全球的和平稳定。

为提升中国应对核战争的反应能力,尼克松政府于1973年下半年起致力于秘密帮助中国建立弹道导弹卫星预警系统,搭建美中军情联系热线,实时对华分享美军卫星获悉的苏军弹道导弹及战略轰炸机情报,为中国提供战略预警时间。 在提升中国武装力量的常规、战术制苏能力方面,鉴于推动以“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为核心的美苏“缓和”为第一要务,美国还难于走上台前公开武装中国,遂谋求借助西欧之手,在幕后开启对华敏感技术装备输出,适度提升包括军事科技在内的中国尖端技术装备水准,做出“有限武装扶华”的对苏敲打姿态。美国的这一策略受到西欧的普遍欢迎。

1976年初,美国高层的秘密文件中首次出现彰显美国“有限武装扶华”理念的具体政策。1976年2月6日,经福特(Gerald R. Ford)政府国务卿基辛格指令,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跨部际小组召开专门会议,由副助理国务卿来天惠(William Gleysteen)牵头组织人马,全面研究美国及日本对华军售的可行方案。此次会议将“有限武装扶华”政策明确称为“Hold the Line Policy”。 我们可将其直译为“守住底线政策”,但其旨在适度提升中国军力的本质等同于“有限武装扶华”的政策内涵。因而,我们可将“Hold the Line Policy”通称为“有限武装扶华”政策。该政策的实质内涵最早出现于70年代初的尼克松政府早期,得到后任美国政府的持续贯彻,以及美欧政治精英的普遍认同与具体落实。

总体来看,西方对华技术装备转让的类别伴随中美关系“解冻”而同步升级。1972年初,尼克松政府将中国从执行最严格管制的Z类国家提升至同苏东国家同级的Y类国家,但实际对华管制较之对苏东国家更为宽松。英国对华技术转让则更为宽松,早在1957年,英国便率先废除“巴黎统筹委员会”内对华严格禁运的“中国差别”。 自60年代起英国更成功地利用“巴统”内部的“总体例外程序” ,对罗马尼亚等国输出高端数控机床等敏感技术装备。伦敦决心照例通过“总体例外程序”实现对华军售。这一时期,伴随美中制苏安全协调关系的酝酿以及初获进展,基辛格开始考虑允许西欧盟国率先对华军售,因而并不排斥中英就军贸问题进行初步磋商,英法等国亦谋求通过对华军售获得外汇收益以及制苏安全利益。

受英国对华战略独立性的影响,在美国对华贸易管制放宽并售华美国产民用航空器之前,英中率先于1971年8月达成售华35架“三叉戟”式客机合同,耗资1.2亿英镑。这样中国获得了该机配备的英国航空业巨头罗尔斯·罗伊斯公司 制造的“斯贝MK512”型高性能民用发动机。 中方无力大修MK512型发动机,希望获得罗罗公司的技术协助。1972年5月,首批为中方提供技术保养服务的英方技术团队访华。借机,中方多次提出在华以许可证生产方式仿制MK512,并表示希望仿制基于MK512所制造的“斯贝MK202”型军用发动机,暗示日后是否继续采购罗罗公司民用航空器取决于英方能否售华MK202军用发动机。

伴随1972年3月中英外交关系由代办级升格为大使级,中英低调地展开军贸合作。1973年3月,罗罗公司总裁基思(Kenneth Keith)首次访华时,中方再次明确提出引进“斯贝MK202”型发动机。 同